吴晗|一个尊严别在裤腰带上的“士大夫”

2018-05-11 15:33
原标题:吴晗|一个尊严别在裤腰带上的“士大夫” 多年以后,当吴晗面对逮捕自己的公安人员时,他准会想起和老友费孝通在1948年所组织的那个讨论班。 彼时的吴晗早已是中国共产党最为忠实的朋友与支持者。民主教授与街头革命斗士代替了明史专家,成为他身上最为耀眼的个人标签。其“进步”的政治立场与思想,渗透于他文章的字里行间。而在这个汇集了当时国统区最“左”的学者,专门讨论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班中,吴晗无疑是最犀利的一个:提到皇权,吴晗断然否定了费孝通提出的皇权为绅权所制约的观点,认为“皇权是绝无防线的”、“无为而治”仅是“官僚做官的护身符”,而所谓“绅权的缓冲”,也不过是“士大夫的愿望……这些约束不但不普遍,而且常常无效的”;论及绅权,吴晗则以历代制度为据,推演了绅权与皇权之间,是如何从“共存”降为“共治”,最后沦落为“被奴役”的全过程;而提到“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阶层时,吴晗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轻蔑与讽刺,揶揄他们现在打着自由主义的牌子的,走中间路线,两面都骂,为的就是将来“不管谁上台总有他们的戏唱”。 (图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吴晗) 那时的吴晗很自信,他确信像他这样站在人民立场的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内必然获得独立并且有所作为,而绅士与传统知识分子阶层则会湮灭在历史的天空中。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吴晗在那个讨论班中的谶言一个一个实现了:“土改”、“三反五反”、“三大改造”将遍布于中国乡间的“反动”老绅士们一扫而空;而“反右”这一闷棍则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打得奄奄一息。有意思的是,吴晗的预言不仅仅在被他所否定的绅士与自由知识分子身上实现,他自身也不幸地落入到中国知识分子宿命的轮回当中:为了不让当权者将自己代入到讽喻蒋介石统治的《朱元璋传》中,吴晗四易其稿,终让当时的某伟人所满意;“反右”时充当急先锋,与自己当年的一干朋友、同事反目;为响应某伟人扩建北京的想法,力撑拆除北京城墙的意见并付诸实践......吴晗小心翼翼地揣摩着上位者的心思,战战兢兢地活在新时代中。而新的政权为了树立一个听话的表率,将北京市副市长的高位奖励给了吴晗。“学而优则仕”,吴晗以最为“落后”,也最为其年轻时所不齿的方式成为了新时代的“士大夫”,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高峰,却离学术的道路越来越远。 “右派分子”虽然从此成了历史名词,但“右派分子”当中绝大多数从历届政治运动中“死里逃生”的知识分子,已被世所公认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奴仆终是奴仆,主子不开心了便连狗也不如了。1960年,本来一篇迎合上意的作品——《海瑞罢官》触到了伟人的逆鳞,被斥为是为1958年那场叛逆大案翻案。“君恩”尽失的吴晗也被视为“乱臣贼子”,在随后的那场浩劫之中受尽了屈辱:盛夏的烈日下,被绑在树上被人从脖子处往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又揪头发又拧耳朵,忍受各种非人的侮辱;搬到永定门外的民居后面对每日络绎不绝的围观人群,被迫站在阳台的凳子上,一天数次“请罪”;对其身体的暴力摧残与言语的侮辱更是家常便饭......而此时的吴晗,仍然相信自己通过积极改造,终有回到组织的一天。遗憾的是,组织最后给吴晗的却是一纸逮捕令。 1968年3月,吴晗因“三家村反党集团”的罪名入狱,此时恰恰距离他和老友费孝通召开的那个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讨论班整整二十年。吴晗在该讨论会上宣读的最后一篇文章名叫《论士大夫》,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历史是无情的,在这考验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历史的悲剧,也是这些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固然我们不希望今后的文学作品里再出现‘绝名词’一类的作品,然而历史始终是无情的。” 吴晗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考验不仅是那些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包括他自己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厄运的漩涡当中。假设吴晗没有如此之深地介入到政治当中,在那个吞噬一切的荒唐年代,他也许还能留下一首悲壮的“绝命诗”。遗憾的是无情的历史终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1969年10月11日,吴晗用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最后谢幕。 PS 上世纪50年代,在举国批评胡适的浪潮中,许多胡适留在内地的朋友、学生都曾撰文批判过胡适,甚至他的儿子胡思杜也迫于压力,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名为《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但吴晗顶住了极大的政治压力沉默以对,保全了自己与恩师之间的情谊。 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的知识分子才能永葆活力 作者简介一秒超人 一个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的膜法师。 编辑 | 「公务员必读」编辑部 加「公务员必读」主编微信号:公务哥2(ID:gongwuge2) 交流、咨询、成长、修身养性,更多惊喜等着您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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