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曹操喜欢用小人?难道是惺惺相惜?

2018-06-11 00:03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发布《求贤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发表《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张对于有缺点的人,不能废弃不用,不管是卑贱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推荐,《三国演义》没有提及这些《求贤令》,它通过对曹操用人事迹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反映得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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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曹操采取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国人才甚众,谋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阶、贾翊: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名将及许褚、典韦等猛将。这些谋臣、武将有不少是三国时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谋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谈的杰出战略家苟彧外,郭嘉也是个很了不起的谋士。他为曹操多出奇计,而每计必中。

  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遗计定辽东”里,特别谈及他的超人智计。袁熙、袁尚被曹操打败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夏侯谆等将主张乘胜追击,曹操笑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皆不肯信。数日后,忽报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

  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脱,”不出奉孝所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心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这便是郭嘉的“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定辽东策略。

  “典韦寨门死拒敌”(第十七回),“许褚裸衣战马超”(第五十九回),”张辽威震逍遥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动地描述了典韦、许褚、张辽、徐晃等猛将的英勇事迹。这些猛将,有的原是俘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赏识而被捉拔为大将。上述的谋士、广将来自“五湖四海”聚集于曹保身边,为他出谋献策、效命沙场,故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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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不得关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视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关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已为曹操所赏识,故能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以促其归降。尔后,封官爵,赠美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尽其笼络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关羽便以斩颜良、文丑以报之。关羽之去,曹操遵约“开绿灯”,并亲往赠袍送别。如非曹操放行,关羽纵有天大本事,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爱才,他不得关羽其人已得其心,故关羽在华容道甘犯军令状,义释了曹操。关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脱华容道的,他早已成为刀下鬼了。

  不念旧恶,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骂过自己的人,他也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陈琳曾为袁绍写讨曹操檄。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骂个透,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获陈琳,他不加责备,仅问道:“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意思说为袁绍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降将张绣叛变,夜袭操寨,如无典韦以死拒敌,操将无法逃脱。这次战役,操折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史称”清水之难”。曹操对此痛恨不已,终生难忘。后张绣又降,操因用人之际而宽恕之。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他能以事业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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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要图天下,就要搜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只要对事业有利,尽力化敌为友。不仅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敌人之臣而对他有所疑虑,因其敢于直谏,切中己弊,对他十分敬畏。

  诤臣遇明主,传为千秋佳语。雍齿曾助项羽,几置刘邦于绝地,而刘邦统一天下后,为显示其宽宏大量,先封雍齿为侯以安众心。武则天读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并不因其极力贬己而恼怒,反而怜其才说:”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但唐太宗对魏征,刘邦对于雍齿,不如曹操对于张绣的怨深;武则天愤骆宾王之才,而不能使之为己用,而曹操则能用陈琳。故说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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